法国确立了对摩洛哥的“保护”关系。在此之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开始针对丹吉尔问题进行谈判。

1923年12月，迫于英国的压力，法国、西班牙与英国签订了《巴黎公约》，将丹吉尔划作“国际共管区”。从此，摩洛哥完全丧失了独立和主权，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即：法属摩洛哥、西属摩洛哥（里夫）和丹吉尔国际共管区。

法国对摩洛哥的统治

沦为法国“保护国”之后，摩洛哥虽在名义上仍保留国家元首、行政机构和军队，但真正的掌权者却是法国的总管、民政监督和军官。

摩洛哥的地方行政机构和各级官员虽无变化，保留城市的“帕夏”、乡镇的“卡伊德”和“谢赫”等官职，但是，这些机构和官员必须在法国殖民当局的监管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法国驻军长官既是法国的最高代表，也是素丹的大臣，负责摩洛哥政府的运转，国王的大臣和地方官员只不过是法国人的代言人。1925年，摩洛哥政府中的法国人逐渐增多，甚至形成政治权力集团。

他们对摩洛哥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地方咨询团体（LocalConsultativeBodies），虽一再声称该团体代表了大多数摩洛哥人的利益，实际上只是代表了法国人的政策。

在经济上，法国殖民政府极力保护法国人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将摩洛哥沿海平原的良田分给欧洲移民，疯狂掠夺摩洛哥的农产品和矿物资源，发展采矿业和渔业。为便于殖民掠夺，法国还建造现代铁路系统，使摩洛哥成为法国的经济附庸。

摩洛哥人民反对法国的“保护”制度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摩洛哥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12年以来，从摩洛哥的沿海到内陆，从摩洛哥的平原到山区，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不断涌现，此起彼伏。1912年4月，非斯地区的人民揭竿而起，一度占领了非斯和马拉喀什。

北部的里夫人民更是掀起了最为激烈的反抗运动。这不仅沉重打击了殖民统治当局，还严重削弱了其对摩洛哥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迫于人民的压力，素丹穆莱·哈菲兹试图实行独立政策，但法国殖民当局却诉诸武力，加以镇压，并于1912年8月废黜了素丹穆莱·哈菲兹，另立穆罕默德·本·优素福。1927年，素丹优素福死后，其子穆罕默德继位，继续充当法国的傀儡。

法国殖民当局还采用制造分裂的手段，削弱摩洛哥的民族力量，以拉拢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来抗衡平原和大城市的阿拉伯人。

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唯恐其传统遭到改变，法国殖民者利用他们的这一心理，于1914年9月11日发布了第一道柏柏尔法令，承认柏柏尔的乡镇议会为政权机构，并授之以司法权力。

1936年，法国殖民者又颁布第二道柏柏尔法令，将柏柏尔习惯法纳入法国的司法体系。这两道法令是别有用心的，意在将柏柏尔人从摩洛哥分离出去，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19世纪下半叶的摩洛哥改革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殖民者日益加紧侵略非洲之际，摩洛哥的当政者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实现国家复兴，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摩洛哥改革，尤其是素丹穆莱·哈桑的改革，中国国内史学界极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相关论述仍较为少见。为此，这里将对穆莱·哈桑改革的主要举措及其失败的内外因素进行粗浅的探究。

改革的主要举措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在自身统治地位频受威胁的情况下，素丹穆莱·穆罕默德在位期间（1859～1873年）大胆尝试了一些改革举措，购买了国外新式武器，加强了摩洛哥正规军的建设，招聘了一些欧洲工程技术人员，通过购买工业设备、兴办近代工厂来振兴摩洛哥民族工业。

但是，此举却劳命伤财，不仅花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且加重了摩洛哥的财政负担，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穆莱·哈桑（即哈桑一世）是穆莱·穆罕默德之子，也是19世纪下半叶摩洛哥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防止外来势力的渗透，削减地方割据势力的危害，穆莱·哈桑在其执政的20余年间施展了平衡之术，成为摩洛哥的一位强势素丹。

穆莱·哈桑执政期间（1873～1894年）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

军队建设方面

为组建近代化军队，提高其战斗力，穆莱·哈桑对部落式军队进行了改组。他定期在摩洛哥的各大城市强行招募新兵，编入新军团，补充正规军，还聘请欧洲军事教官训练新兵，选派本国高级军官赴欧洲留学。

1876年，穆莱·哈桑就聘请法国军事教官一事与法国进行谈判，于第二年迎来了常驻摩洛哥的法国军事使团。

穆莱·哈桑还进口了大量的国外新式武器装备，如比利时的步枪、英国和德国的大炮、法国发野战炮，创建了本国的军事工业，创办了本国的兵工厂，加强了陆军和海军建设，购买了1艘巡洋舰和3艘运输舰，奠定了摩洛哥舰队的实力基础。

行政管理方面

为了加强和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穆莱·哈桑积极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对“马赫曾”进行了改组，使之发挥中央政府职能。

穆莱·哈桑还取缔了原来的18个大卡伊德辖区，使之划分成330个小的地方行政单位，由完全听命于他的小卡伊德负责管理，从而削弱和打击了传统的地方封建势力和分裂势力，使国家朝着政令统一的方向发展。

穆莱·哈桑还经常巡视摩洛哥各地，频繁接触各部落首领，使得他们的效忠度不断提升。他还取消了征税的中间环节，直接向地方征税，并以恩威并举的方式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

因此，在1883年征讨塔德拉地区之时，他毫不留情地武力镇压了那些敢与之对抗的强势教团，并巧妙灵活地拉拢了某些要人和最有势力的僧侣，还因拉拢了卡伊德穆罕默德·布·哈穆而在征服过程中得到了势力强大的泽扬部落的支援。

文化教育方面

穆莱·哈桑想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阻挡西方列强的侵略，便对摩洛哥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采取了一些改革举措，创办了工程学校，派遣了摩洛哥的青年学生，赴欧洲国家留学，如到西班牙学习医学、工程学和其他科学知识等。

经济发展方面

为遏制外国资本渗透，穆莱·哈桑将矿产资源收归国有，不愿出租采矿权，拒绝向西方列强出让铁路、公路、桥梁和港口的建设权，反对西方人在摩洛哥购置土地。他还制订了新税则和海关税则，在卡萨布兰卡修建港口，创建兵工厂、制糖厂、制药厂、棉织厂、面粉厂。

为了稳定货币，穆莱·哈桑实行了本币与外币的固定兑换率，并于1881年铸造了摩洛哥新币——里亚尔。但是，外商却在新币铸成后以走私方式大量外运，致使摩洛哥的贵重金属大量流失，造成摩洛哥新币的贬值。

尽管如此，穆莱·哈桑的经济政策还是略显成效，并因平定部落叛乱和征收赋税，而使国库收入得以增加，外债和赔款得以偿还。

对外关系方面

在对外关系方面，穆莱·哈桑实行平衡政策。他不盲目排外，既抵抗外部压力，又与外部保持良好关系；他不单纯依靠某一强国，而是充分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使之内讧。这种平衡政策虽然没有使摩洛哥完全摆脱外国的经济奴役，却在一定程度上使之保持政治独立。

为限制西方列强的保护权，穆莱·哈桑从1878年起就与西方列强展开谈判。1880年2月8日，摩洛哥政府宣布西方列强的保护权无效。

于是，1880年5月19日至7月3日，西方列强在马德里举办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摩洛哥也派代表与会。

穆莱·哈桑原本想借此会议修改特权制度，却未能如愿。因西方列强不断施压，外国人在摩洛哥的特权不减反增。

“马德里条约”规定，“所有缔约列强在外交和领事方面的保护今后都处于平等地位，承认每一个缔约列强在保护权方面均享有最惠国待遇，承认一切外国人在摩洛哥土地上享有产业权。”

“马德里条约”加大了摩洛哥改革的阻力，进一步加深了摩洛哥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意味着摩洛哥独立的结束。

1894年6月，穆莱·哈桑去世，年仅14岁的阿卜杜·阿齐兹继位，政权操控在宰相艾布·艾哈迈德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