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晋南的襄汾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都邑聚落遗址，是从时空上考古探索中国文明核心形成、最初中国诞生的重要节点，提供了关键证据。从上世纪50年代普查、七八十年代发掘到2002年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研究课题，几十年来，陶寺遗址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考古成果。那么，陶寺遗址属于谁的都邑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不少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邑遗存。
一、陶寺遗址的重要考古成果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的崇山西麓，在陶寺、中梁、李庄、东坡沟等村庄之间。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陶寺遗址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1978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同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联合组队，正式开始进行发掘，至1985年一共发掘了1000多座大中小型墓葬，获得了一大批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铜铃、朱书文字等珍贵的文物。
1999——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科研项目”实施，在陶寺遗址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总面积280万平方米，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确定，城址为圆角长方形。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陶寺遗址被定为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专题。10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和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进一步发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在陶寺中期城址东南部，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发现了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发掘了陶寺中期王级大墓，出土了彩绘陶器、玉钺、玉璜、玉兽面、漆木器以及圭尺等随葬品72件。
2003年——2005年，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观象台），印证了《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2009年，经社科院考古所、中科院自然史所、国家天文台等专家实地验证，陶寺文化“圭表”测影天文观测系统得以确认。2010年，对陶寺遗址群进行了普查，发现陶寺遗址群可以分为五级聚落，相当于都城——邑——乡镇——村的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2012年，发掘了陶寺遗址手工业作坊区。2013年，发掘了陶寺宫殿区宫城遗址。
二、从时间上看，陶寺遗址处于中国历史的帝尧时代
专家通过 C14 测定，分析数据后得出：陶寺遗址早期约为公元前 2500—2300 年，中期年代大体为公元前 2300 年左右，下限不晚于公元前 1900 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计算得出的夏代上线为公元前 2070 年，这样陶寺遗址的主体早于夏代。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禹建立夏之前有尧、舜、禹，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唐尧的历史年代为公元前2297年，虞舜为公元前2179年。因此，陶寺遗址中期为帝尧时代。
三、从地望来看，陶寺遗址处于古冀州、尧都平阳的地理空间
陶寺遗址和墓地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属于中原龙山文化范围。但又有自身的地域性特点．所以考古界把它定名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根据调查，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等县(市)已经发现陶寺类型遗址七十多处。这些文化遗存的分布，位于帝尧陶唐氏所居和所都冀方的大夏和唐的地域之内。
我们先来看冀方的位置，古文献记载，帝尧陶唐氏的统治地在冀方。《左传·哀公六年》：“《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意思是，陶唐氏能够遵守上天常道，才有了冀方。《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孔疏曰：“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这里的“西河”，是指黄河南流至风陵渡陕晋间一段；“东河”是指由风陵渡折向而东经豫、晋南至河北一段；“南河”是指晋豫之间的黄河。这一段记载，指出了冀州的方位就在晋南。
再来看冀方之中的尧都平阳，唐孔颖达疏：“《世本》云帝尧为陶唐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尧都平阳”之说，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郦道元《水经注·汾水》记载：汾水“又南过平阳县东。……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晋立平阳郡治此矣。水侧有尧庙，前有碑。”可见，在东汉、魏晋时，人们对尧都平阳还有记忆。
那么，尧都具体在平阳的什么地方呢？可以从考察古唐国的地望入手进行探讨。《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而封于夏墟。”这些记载说明：唐人属陶唐氏之后，在夏商时期一直都于夏墟，周成王灭唐之后，唐叔虞被封于此，建都于唐，也谓之夏墟。唐叔虞之子燮父称为“晋侯”，国号改为晋国。《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近年来，曲沃、翼城间晋国墓地的发掘，证实了晋都就在此间。按照古史记载，唐尧是当时各邦国组成的国家联盟的盟主，而唐尧所处的尧都，为当时联盟主体，被称为“中国”。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记”说，“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焉，是为帝舜”。《日知录·卷二》：“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看来，尧都距“古唐国”“晋都”不远，而陶寺古城距离“古唐国”和“晋都”仅一山之隔，又是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城址，无疑是帝尧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为尧都，亦即最早的“中国”。
四、从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出土文物与有关帝尧的历史文献记载相对应
学者王文清指出：陶寺墓地的埋葬习俗，与文献中记述的帝尧陶唐氏时期的“葬埋之法”大体相近。陶寺墓地和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木器和石器，与古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制作、使用的器物更有相像之处。陶寺大墓中出土的彩绘木器，更类似文献记载尧舜禹时的木器。彩绘木器中的木俎、木案、木豆、木“仓形器”等，又与虞、夏之木俎、木豆、“米廪”有关联。陶寺大墓中出土的木鼓、石磬和土鼓，更像是古文献听说的陶唐氏乐器。特别是陶寺墓地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当是帝尧陶唐氏时代的实物。陶盘内绘制的蟠龙图像，是帝尧陶唐氏的赤龙图腾崇拜表现。今本《竹书纪年》载：“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佑，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而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威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
学者王克林认为：陶寺龙的形象头似鳄、角似羊、身似蛇、口衔枝叉叶脉状羽毛纹，整体形象是由鳄、蛇、羊、鸟所拼组成的复合体，其意义表现在社会或政治形态上，就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的共同族徽或古国联合体的共同图腾。
学者何努将陶寺遗址考古成果与古文献记载进一步进行了对照：陶寺观象祭祀台证实了《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陶寺中期王墓出土的圭尺和早期贵族墓出土的立表，表明陶寺圭表测影技术的存在，证明了《尧典》记载的南交（即交趾）、幽都、嵎夷、西畔上的南北东西四表，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地中中表实测的结果，由此而留下后世文献普遍流传的四海之内东西两万八千、南北两万六千里的地广数据。陶寺铜朔望月小轮（铜齿轮形器）的出土，证实了《尧典》关于阴阳合历的存在。陶寺圭尺本身就是“中”，甲骨文“中”字就是比照着圭尺实物而造的。由此表明《论语》所谓尧传位于舜时谆谆嘱托“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虞书》中舜传位于禹时也叮嘱“允执厥中”，很可能是将用于测影定历法和疆土测量的圭尺“中”作为国家权柄的象征，传给舜。陶寺早期和中期王陵区里中型贵族墓葬出土玉石圭、立表、刻字骨耜礼器等，表明这些墓主生前应为职官，类同于《尧典》中所谓的“四岳”官僚。而陶寺手工业作坊区建筑结构和布局显现出来的工官管理端倪，对手工业者的控制，表明《尧典》中所谓的“百工”的存在。陶寺中期王墓IIM22墓壁头端以公猪下颌为中心两侧各倒置3件漆柄玉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正合《周易·系辞下》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德治国”政治理念。
陶寺遗址宫殿区废弃后的陶寺晚期坑中出土的朱书陶文，有学者认为文命、文昜、文邑，学者何努认为“文尧”，尧字的造型描述的就是黄土塬上屹立的陶寺大城，这可以作为陶寺即为“尧都”的文字自证。
五、从民间传说、民俗活动和方志记载来看，陶寺遗址当为帝尧都邑遗存
在襄汾、临汾乃至周边的地区留下了大量与尧有关的纪念建筑、民俗活动、民间传说和方志记载。
就纪念建筑而言，除临汾市尧都区的尧庙、尧陵之外，《山西通志》卷164记载：太平县东南三十五里有尧庙；《大清一统志》卷99记载：平阳府太平县西一里建有舜庙。在翼城、浮山、霍州等地也有纪念尧的建筑。
就方志记载而言，《襄陵新志》巢父条下说，“（巢父）荆村人，年老以树为巢，居其上，人称为巢父，与许由友，尧以天下让由，由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其光，非吾友也’，乃击其膺而下之，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许由怅然不自得，曰，‘向者，闻言负吾友’，遂去，终身不相见……”。不仅如此，在荆村还有巢许庙，《襄陵新志》载，“……洗耳河，又名颖水，旁有土阜名箕山，民国十年知事李世佑以工代赈重修，并有记。”还说“三交水西注，至荆村入汾，世传巢父洗耳处，又名洗耳河，又名颖水……”。
就民间传说而言，在襄汾陶寺一带就有“九凤朝阳”“帝尧拒礼”“帝尧访贤”“尧师故里”“娥皇、女英泉的故事”等传说，还有“王云村、星光村”村名的传说也与尧有关。至今，人们清明祭祀祖先时的面食祭品造型与陶寺龙蟠图案还十分类似；在洪洞、浮山、尧都、翼城等县还有大量与尧有关的民间传说。
就民俗活动而言，从北魏孝文帝下昭在平阳祭祀帝尧开始，历代王朝官方的祭祀活动一直延续到清代。民间祭祀活动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尧陵附近八个村子的民众每年两次进行祭祀，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这些信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陶寺遗址就是帝尧之都。
